杨君：所以中国新闻虽然在天上飞，但似乎跟人家的生活离得很远。
李希光：中央电视台的海外节目由于是对外报道，长期的一个宣传政策是要强调正面报道。结果，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连国内受众比较高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这些节目都不转播。但是恰恰相反，反而这些节目在海外拥有受众，而这些节目是国外记者拍不到的，我们不转播。但问题是
再谈“妖魔化”
杨君：当然办频道有个人的问题，就是取向和它本身对国际化认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应该是这样的。我也知道您研究了很多方向，除了国内的传播领域，还研究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传播，您也写了一本妖魔化中国的书，说美国媒体怎么妖魔化中国。这个问题在您提出之前，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国外的人这么不喜欢中国，或者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李希光：应该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媒体要想引起观众或者受众的注意，抓住你的眼球，必须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煽情的东西。什么最煽情？仇恨，煽动仇恨的东西，让你生气。美国媒体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个坏蛋。冷战时期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坏蛋，现在的坏蛋变成了萨达姆·侯塞因、拉登，还有北朝鲜。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坏蛋”，这就像一场球赛似的，不能没有对手，没有对手这个球赛一点不兴奋，这就是好莱坞的手法。可以获得很大的观众。从商业角度可以这样理解。
杨君：这是美国媒体一种策略或者一个战略，或者一个方针、宗旨，树立敌人，在媒体当中，还是美国人本身的一种精神？
李希光：讲故事本身需要有一个冲突。什么叫故事？故事就是冲突，有好人和坏蛋的冲突，最大的坏蛋就是妖魔，一般的小坏蛋，小偷小摸没关系，最大的坏蛋是残杀人性。什么叫妖魔化？就是把这个人描写成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是上帝的敌人撒旦。美国的文明是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信上帝。根据布什在清华的演讲，美国的老百姓中至少90%是信上帝的，他们最恨的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妖魔和撒旦都是来自不信上帝的人中间。
杨君：妖魔化这个词当然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您提出，后来我们也发现有各种各样妖魔化，其它现象的问题出现。但是在国内媒体，可能由于本身国家属性的原因，像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李希光：妖魔化在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妖魔化是不顾事实把对方描绘得一团漆黑，到处充满了垃圾和邪恶。但是，一家媒体一般不会妖魔化本国或本地区，一般都是妖魔化别人。比如，美国媒体为什么能成功地妖魔化中国？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或者没到过中国，或者不了解中国，平时也不关心中国。但是，由于传统上美国媒体的国内报道是敢于批评和揭露政府的，而且媒体在国内的揭露性报道中往往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再则，美国媒体不敢不批评自己的政府，如果《纽约时报》不揭露总统的丑闻，《华盛顿邮报》就会揭露，在信誉上和商业竞争上就会输掉了。但是国际报道涉及到美国公众利益、国家安全，各个媒体基本上一致对外。因此，老百姓认为美国媒体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大多数美国老百姓都没来过中国，他们相信美国媒体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可以在本社区不了解中国情况的老百姓中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或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华人如杨振宁、李政道，在他们面前妖魔化中国，只会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不信任感。当然不能说妖魔化镜头下暴露中国的一切都是假的，应该说很多镜头和细节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都是经过认真筛选后呈现给观众的。比如，天安门广场摆了十盆东西，七盆鲜花，三盆垃圾，他只拍摄三盆垃圾，在美国的电视上播放。这种镜头是真实的画面？还是虚假的画面？
杨君：地上本来很干净，就那一片树叶。
李希光：但是没来过中国的美国老百姓，可能就会相信中国就是一堆垃圾。
杨君：那是把缺点放大，以达到目的。
李希光：这是可以理解的艺术夸张手法，好莱坞的英雄是夸张的出来的，坏蛋也是夸张出来的。平庸的人物和故事有谁会看？
杨君：其实美国的新闻主流受了好莱坞夸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李希光：这种手法就是讲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努力在我的教学中，在我的研究中，在我的讲课中转变大家的观念。我引进一个新闻学的新概念，既新闻故事化，报道新闻就是找故事和写故事，这样我们的新闻才有力量，才有感染力。
杨君：原来的新闻可能就是新闻，但是它之所以没有感染力的原因就是没有戏剧性。
李希光：原来也不是新闻，新闻是一种故事。我在美国当记者期间，我讲写新闻，不讲写新闻（writing news），大家会觉得很可笑的，就是讲故事(writing stories)。
杨君：其实在那个地方，本身已经有这个含义。
李希光：新闻就是冲突，不同利益的冲突，好人和坏人的冲突。现在大家最爱看的新闻，抓贪官的，或者抓罪犯的。抓贪官的就是一个弱势和贪官做斗争。一个冲突就是抓罪犯就是警匪斗争，所以大家爱看，这本身就是个故事，最好的新闻就是故事。包括两会期间，报道两会，大家爱看两会上代表们之间的争论或者不同意见的交锋。
为什么媒体人不等于记者？
杨君：您很有趣，您做了那么多年新华社的记者，在国外当过记者也作过新闻学研究，您回到了国内，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带了很多学生，有各种各样方面的论述。我觉得您的视点跟很多搞媒体和传媒的人不同，就是您的视点具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的风格。
李希光：这也不是我个人的风格，我不敢说是我个人的风格，也可能受到美国新闻学的影响太厉害，一方面在那儿做过记者，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地方做过研究。我的个性表现在我喜欢把美国的新闻学理论紧密地与中国的新闻实践相结合，并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新闻工作者，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新闻工作者能是真正的新闻记者，而不是其它职业的人。
杨君：您有一个观点，媒体人并不等于新闻记者，现在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李希光：中国虽然说整个国家在市场化方面可能比西方国家起步晚，但中国媒体的商业化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闻采编和媒体营销很难分开。电视台做的栏目都是为广告服务的，什么样的栏目广告多，或者哪一个产业广告多，就开辟那类栏目，而不是从观众读者需求出发设立栏目。嘴上说，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办满足广大农民和下岗工人看的栏目，但是不可能有一个广告商在这个地方投放广告，因为这些读者观众是没有购买力的。在中国，真正购买的起汽车和房地产的读者很少，但是，中国报纸大量做汽车版面和房地产版面，因为有钱人在拼命投放这方面的广告。这种媒体运作带来了媒体的高度商业化。再一方面，中国在媒体的商业化过程中涌现了大量的小报，一个城市有很多小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些报纸虽然不是完全低级下流的，但是其中垃圾报纸很多，这些小报由于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可能会引起农民和下岗工人关注，但这种关注只会让他们对生活更加看不到希望的亮光。
杨君：您刚才谈到，由于广告商是这样一些人，下岗的，包括一些弱势群体，老百姓，他们不具备购买力，这些人是不是有时被忽视了，不被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很有噪音的报纸，反而把正面的声音淹没了，这都是由于现在的状况带来的问题。
李希光：应该把新闻与媒体做个区别。媒体代表的是商业利益，记者代表公众利益、社区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记者本身不应代表媒体的利益，媒体是代表商业机构，媒体的利益应该有经理，广告部主任，社长、台长代理。总编辑、编辑、记者只应该考虑这个栏目怎么设置，版面怎么做，做什么内容，做什么选题，跟经理，跟广告部主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把媒体经营和新闻采编混为一谈，好像学新闻传播学就是学媒体经营管理。如果这样下去，大家都是围商人和广告商转，拿破仑讲“一支记者的笔等于两千把毛瑟枪”，可以让贪官们发抖，让坏蛋们发抖，为受压迫的弱势阶层服务，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发抖。
杨君：但是毕竟广大的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代表。我觉得这个事情挺严重的。
李希光：商业化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我跟学生讲，学校毕竟要站在道德高地上，不管将来到媒体工作，到社会上工作，你们老板让你怎么做，至少在学校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要站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上。我不能在课堂上教你学坏。
杨君：因为我最近进修法律的课程，想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后来他们说杨君，你思辩能力很强，口才也不错，当律师一定很。但是我说我做不了律师，为什么？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是不一样的。新闻工作者是维护正义的，维护老百姓的，维护大多数弱势人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但是律师是什么？谁给他钱他给谁服务，哪怕是一个坏蛋，他也给他打官司。我内心很矛盾，律师这事咱干不了，要不然就是帮好人打官司，心里可能能找到平衡，因为律师只忠于当事人，这是律师的职业道德，没有好坏的界限。
李希光：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开学我给学生讲第一课的时候总是问他们一个问题，您认为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他们都回答是记者，那么我就很放心了。如果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就说你再换一个老师，不要学新闻学了。为什么？有的学生讲，毕业后，我要当律师，因为法院律师挣钱多，法院律师甚至可以维护正义。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罪犯，你到哪儿去挣钱，律师需要罪犯，犯罪越多他挣钱越多，法律纠纷越多他挣钱越多。有的学生讲医生是最高尚的，我说医生动一次手术只能救活一个病人，但是一篇好文章可以救活成千上万的人。有人还讲当老师是最高尚的，我说老师一次最多教几十个人，但是记者一次报道是为成千上万人服务。但是必须做个好记者，写好新闻，做好的节目才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幸福感。
杨君：所以个人的观点直接取决于报道的观点，您刚才说媒体人和记者的概念，其实您把他赋予了这样的内涵——真正的好记者，维护新闻的职业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叫记者，其他不合格的其实也未必叫记者。
李希光：国际上也是这样的，从电视来讲，电视主持人，电视台台长、总编、节目、制片、编导到摄像，报纸从总编、社长到记者都应该统一叫记者，因为他们是一种职业，总编辑也是记者，记者更多的代表公众的利益。
杨君：这个观念非常好，给记者一个非常鲜明的定义，现在社会上缺少这种定义。
李希光：这不是我定义的，这个事情在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教科书里都有，新闻学的教科书里都有。
杨君：中国的这面旗帜好像举得不是很高。
李希光：中国也有全国记协，中央电视台台长、人民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都是全国记协的成员，我也是全国记协的成员。广电局局长徐光春、新华社社长田聪明都是中国记协成员。
做记者型教授,不做学者型记者
杨君：现在的记协没有问题。记者本身队伍也是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公正的，代表群众利益的好记者，是不是等于记者？这两个概念，记者的外延大，好记者的外延小。
李希光：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好记者，什么是坏记者？好记者首先他的作品要真实，要讲究实效，要新。再一个，要公正。我们在揭露一件事情的时候，既要揭露人有一种说话的权利，同时让被揭露人也有说话的权利，这叫公正，平衡。什么叫坏记者？写新闻的时候可能时效没问题，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不尊重事实，造假新闻，这是最可怕的；第二，严重的选择事实，只选择代表记者个人倾向价值利益的，不选择代表其它的他不同意的事实，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杨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如果您要给自己定位，您觉得你是一个很新锐的新闻人，还是一个很有人文关怀的新闻人？
李希光：我想我永远是一个新闻记者，同是我又是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
杨君：这不矛盾。
李希光：对，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应该用记者的眼光，同时加上学者的思维和方法来培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今天常常有人提出说要培养所谓“学者型记者”，搞得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写起文章或谈起话来，总有一股酸溜溜文绉绉味道，越来越不像记者。好象记者这个词有辱他们的身份似的。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往学者这个头衔靠拢的时候，我愿意在这里大吼一声：“李希光是记者型教授,不是学者型记者!”
杨君：看来,您热爱新闻教育这个职业。
李希光：我热爱新闻教育职业，我更热爱新闻事业。因为我觉得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需要一批崭新的思维，具备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方法的一代记者。我自己有一种焦虑，觉得中国现在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远远不够，特别是新闻记者。因为我看到很多报道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正在写一本《公正新闻学》，就是要告诉大家新闻应该公正、平衡，要尊重事实，不能造假。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某些院校的人，竟然在写新闻报道或者网上制造假新闻，首先这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同时对他个人也是一种心理阴影，他会终生受到自己良心谴责的。
杨君：这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我看了您主编的一本书叫《下一代媒体》，其中有一些访谈录，请CNN的韩玉花讲演，她有一个题目，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首先是一位老辣的记者。
李希光：对，韩玉华在CNN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她在进入CNN之前做了17年的新闻记者。很有意思，她在大学里不是学新闻学的，是学英美文学的。她大学毕业后先到广播电台做记者，做最苦的也是大家最不想干的社会新闻记者，每天是24小时随时待命，专门跑警察局，报道犯罪新闻，哪儿失火了，哪儿杀人了。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报道犯罪新闻，什么人被杀了，最讲究尊重事实。第一，什么人被杀，人名不能搞错，男女不能搞错，年龄不能搞错，是父亲还是儿子，是母亲还是妻子，搞错了一样，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混乱、伤害和麻烦。17年文字社会新闻记者的训练了她非常好的职业使命感，慢慢从一个最基层的记者，一步步到更资深的记者，然后进入CNN。当然她在其它方面可能不如你，因为她没有受过广播专业理论的训练。
杨君：但是她在一线做过特别长的时间。
李希光：她是靠自己摸索起来的。
杨君：尊重事实，太残酷的现实告诉她一点都不能马虎。
李希光：对，另外她跟你一样，在主持节目的时候，特别反对别人称她为播音员，她反对使用这个词，她说播音员等于念稿员。主持节目的时候念别人写的稿子，自己从来不动脑子，别人拿什么文稿她念什么，这是她最反对的。韩玉华所有的文稿都是她自己写的，甚至是自己采访得来的，自己编辑得来的，她现在也做人物访谈，自己准备采访大纲、问题。
杨君：自己的思路能够控制自己的访谈过程。
李希光：对，她经常为了访谈，自己打电话。现在有很多中央电视台的人自己不打电话，雇了很多所为策划人，像她的小秘书一样跑来跑去。但是韩玉华经常自己打电话联系采访人。
媒体危险的敌人：不懂新闻学基本原理
杨君：她还是很实事求是的、很谦虚的从业人。其实您谈到职业化、专业化，这其实就是专业化重要的素质。您觉得目前在我们行业中，不专业化或者非职业化倾向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希光：最可怕的是不懂新闻职业道德。这和我们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育和课程设置有关。很多人不承认新闻学是一门学问，其实新闻学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物理学有它的基本原理，法学有它的原理，新闻学也有它的基本原理。新闻学原理首先是真实性原理，还有平衡原理、公正性原理，时效性原理。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常用“据说、据悉”这类字眼。据谁说？要经过记者自己核实，到现场核实，打电话核实，找到当事人核实，找目击者核实。另外就是不公正，一个记者或编辑要想批判一个人，就把所有对这个人有意见的人全采访了，但是拥护和支持这个人的意见一点也不采访部报道。
杨君：没有一个公正的看法。
李希光：完全根据记者的喜好，我喜欢你就找大量的人采访，这些人都是你的崇拜者。凡是反对你的意见的，一个也不采访，就造成了很多大牌明星出现。比如，每年北京开两会，有2000多名代表出席，但是，某些报纸媒体每天跟踪采访报道的就是那3位北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不平衡的新闻报道现象？因为这3位经济学家的意见代表这个记者、编辑或报纸总编的个人意见。
杨君：这个问题很重要，非职业化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像您说的，只吸纳自己的亲信进入这个新闻圈，造成一个很怪的现象，公正不公正倒是其次。
李希光：是一种短期商业行为。我想吹捧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可能给我一点广告，但是从长期来讲，如果失去了公正，你会失去更多的广告，你可能获得了一个企业家的广告，可能失去了20个企业家的广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收视率下降了，因为你只发表一方的意见，这一方的意见只能代表人口受众的50%，另外50%可能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他们就不看你了，公众更多看的是公正的电视节目。
杨君：这个不可信造成了信誉的丧失。在新闻圈，包括娱乐圈还包含一种小报作风，谣言满天飞。
李希光：小报作风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月之前香港的裸星事件，这也是典型的新闻商业化操作。新闻学全称应该是公正新闻学。但是小报新闻学把新闻报道变成了偷窥新闻学。这种东西像鸦片一样，出于生理的本能，广大电视观众可能都爱看，90%的男的都爱看，女的不一定爱看。但是在北京打工的农民窥视了这个镜头，对他个人的生活会有改进吗？他是不是能从工地上挣更多的钱，他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会找到很好的工作？他是否会从中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可能每天更郁闷，看不到希望，而且想入非非。刊登一个裸体女明星的照片是明星个人的问题，但是，更广大的公众需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学生上学问题、大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艾兹病的看病问题、预防问题。但是，今天，有多少版面是给工人、农民，给艾兹病患者的，而一个裸星事件竟能从头版一直到后面占到很多版面。这种媒体运作培养了观众读者吸鸦片的习惯，明知道鸦片对他不好，会使他家破人亡，但是他上瘾了。
杨君：“鸦片新闻学”。
李希光：或称“偷窥新闻学”。非常幸运的是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开设偷窥新闻栏目。
杨君：中央电视台因为有审查制度，很严，包括中宣部的审查。但是在这个圈子里，这种谣言的新闻，垃圾的新闻，像您说的各种各样的也是经常满天飞，使公正性客观性有时受到很大的破坏。
李希光：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教育问题，中国人的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比较低，道德水准低，特别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人失去了道德指南和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是金钱，一切朝钱看，一切能给个人带来经济利益，个人名利，他就是不顾一切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君：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写一本书。
李希光：我马上有一本书出版，叫《畸变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在商业化过程中，市场转型过程中已经成畸变了，脱离公正的、平衡的、真实的新闻学了，已经异变了。
杨君：我相信这本书会对新闻业，包括传媒业有比较大的触动。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
|
发 表 评 论 |
- 企业推广
- 企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