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物: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杨君：李希光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您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做传媒，是不是需要一点时代精神？

最简单的东西是最美的

　　李希光：是这样的，特别是搞传媒这个专业，因为传媒本身更多的是从事新闻报道，是离不开时代的。

　　杨君：您觉得我们这种现代化的设备，包括我们的观念跟您的学术能够吻合吗？

　　李希光：我们做新闻报道，做传媒研究，离不开传播技术的发展。离开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研究与教学就会很脱离现实的。

　　杨君：我们今天要录制数字化的李希光。数字化是今天传媒发展最新潮流.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能感觉到我们的用意吗？

　　李希光：你们的演播室看上去很简单，但是简单就是最美的东西，高技术越发展，使用起来越简单，看上去越简单。

　　杨君：我看到您的简历，我知道您在新华社从事了多年的记者工作，参加过重大的系列报道，都有哪些报道？

    李希光：我在新华社当了11年记者。我做过科学记者、文化记者、考古记者、政治记者。在国内、国外都做过记者。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在丝绸之路上的海洋、草原和沙漠路线远征了三年。

    杨君：您说是三年的时间。

　　李希光：十三年前，我差不多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海上丝绸之路、草原、沙漠、游牧路线、佛教路线，跟一些考古学家一块考察采访。

　　杨君：那是哪一年？

　　李希光：1990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结束。那时还是在新华社。

新闻是不停地在路上寻找美丽的故事

    杨君：怎么会想到去采访丝绸之路？

　　李希光：正巧那个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这个项目，需要有记者和学者参加，最后把我选上了，让我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参加的。

    杨君：您当时怎么会用三年的时间走丝绸之路,三年是一个宝贵的时间？

    李希光：这也是一个机遇，正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远征地，需要一个记者做全程采访，我被他们选中，作为青年学者跟着远征队，从威尼斯出发，在海上丝绸之路，坐一条船。阿拉伯国家阿曼的苏丹卡布斯国王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船，我们在海上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漂流了半年。后来我们又从外蒙古最西部的科布多出发，沿着远古的游牧路线考察。在草原路线采访中，我们沿着成吉思汗东征的路线，沿着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边境，从土库曼斯坦出发，穿越中亚沙漠和草原，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地。 我们考察了天方夜谭故事中的城市希瓦、著名的花拉子模国遗址、撒马尔汗古城。这是一次既冒险又浪漫的一种旅行。

　　杨君：当时您的这条船在海上漂流了半年，没有漂到一个找不着的地方去？(笑)

　　李希光：不会，因为我们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上使用的设备跟你今天摄影棚的设备一样，具有高技术。那是由阿曼苏丹王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护卫舰。海上通讯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海上卫星，还有淡水净化装置。我们沿途在当年阿拉伯水手辛巴德、中国航海家郑和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停留的22个古港口停泊上岸考察采访。

　　杨君：这三年其实是你人生非常丰厚的三年。

　　李希光：这可能对任何一位新闻记者或是传播学者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和学术资源。也许，这也可能招惹个别同行的嫉妒。今天再像当年那样沿着我走过的这条道路重新走一边，几乎不可能了。虽然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传播时代，具备当年我无法想象的通讯设备。但是，今天由于战乱，从阿富汗、到中亚，到车臣一直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都不可能再有这场东西方对话的交流和思想文化的传播了。因为当时远征的名称就叫“东西方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探险，今天，虽然生活在称之为的全球化时代，但这种时代让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甚至是东西方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如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看，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哈佛大学的亨挺顿教授早在几年前就预言了这样一场冲突。在10多年前，人们虽然生活在非全球化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更讲究对话和对称传播与交流。当时，我半年之内走了23个国家，基本上是入境落地签证。 而今天要这样走下来将会非常困难和危险。比如，你今天敢不敢走进阿富汗、伊拉克采访采访这条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交通大道和文明传播大道？

　　杨君：你当时在这条交通大道上都看到什么？

　　李希光：无论是在草原路线上，或者是走在沙漠路线上，我当时带的是一本很老的地图，还带了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那是差不多一千多年前，唐玄奘去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取经的时候，沿途写的采访笔记。上面记载了沿途很多古代的地名。通过对照今天的地名和唐玄奘时代的地名，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同时，我还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那里记载了沿途古代的风土人情。

　　杨君：感觉您跟现代马可·波罗似的。

    李希光：我是在学习玄奘和马可.波罗找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寻找东西方文明交通大道上的新故事和老故事。在今天的现实中找到古代有意思的故事。三年的采访考察回来后，我出了一本书，同时与朋友合作出了一本画册。

    杨君：您当时沿途也采写新闻报道发回国内？

　　李希光：我差不多每天要往北京发新闻稿件，无论是在沙漠里、在草原上、在海上都要发稿。当时，通讯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很羡慕今天的记者有非常好的传播技术手段。比如，我当时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境上采访。那时是战乱之后，当地几乎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我当时走到捷尔梅兹镇，这是苏联红军当年从阿富汗撤军的重镇。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上有条界河。塔吉克斯坦这边有一片苏联红军烈士墓，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阵亡的苏军将士。我想在这个地方发一条稿件，但是，稿件发不回来。虽然那个地方距离中国新疆只有几百公里。

　　杨君：当时还没有互联网。

　　李希光：不可能有互联网，连发传真发电报都不可能。当时，我们考察队的领队是一个黑人，他正好要离开我们去法国。我让他把我写的稿件带到巴黎，通过巴黎传真发到北京。在塔吉克斯坦可以看到天山的雪峰，但是稿件却无法翻阅天山。

　　杨君：翻不过去这道山,那么一切都不同了。

　　李希光：传输技术是很落后的。

　　杨君：所以看来传播技术带来传播观念的变化一点没错。

    李希光：但是内容不会变，故事不会改变。内容永远是找最有意思的故事，包括你做的这个节目。你是希望每位嘉宾讲出有意思的故事，否则观众可能会厌倦地跑掉了，听不下去了。

最重大的新闻是那些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故事

　　杨君：我应该请您做我的顾问。李希光老师，您做过新华社的记者，有这么特殊的经历，肯定也参与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

　　李希光：重大事件我不知道您指什么，要是指与普通的老百姓利益相关的事情，还是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相关的，还是和国际领导人相关的？我永远难忘的是我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第一篇调查性报道。当时在中国的安徽发生了一场煤矿冒顶事故，下面出水了，我得到消息之后，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坐了一天一夜又换长途汽车，到了安徽省萧县的孤山煤矿。当时一共20多个煤矿工人被淹在井下。我背了一台英文打字机去现场采写，那时没电脑，是在1986年春节期间，差不多17年前，在那个地方一边采访一边写。经过一天一夜的采访和写作，第二天我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一篇长大一个整版的英文特稿，然后，用挂号邮寄给《中国日报》。为什么用英文写？因为那时用中文写发不掉，没有报纸会采用。在17年前中国的媒体不像今天这么开放，出事故的消息很难发，更别说从人性的角度写的调查性报道。当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一个摄影干事比较配合，送给我了一张他拍摄的救人的照片。三天以后，我的文字和那张照片在《中国日报》见报了。当天，美联社不仅详细转发了文字，而且美联社专门购买了这张照片的版权，一下全世界全知道了。所以我感觉媒体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要报道与老百姓相关的故事和新闻，你说重要不重要。

    再一个例子是我离开记者的岗位之前，大概是我最后一两次采访。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是采访报道克林顿他攀登长城，新华社让我带4个记者现场报道。当时，宣传主管部门规定，克林顿攀登长城只能综合在他当日活动的其他消息中，不得单独发消息，即所谓不得炒作。早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结束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敌对时，他站在长城上说，“这是一堵伟大的墙。”1984年里根总统爬上长城后说，“令人敬畏， 令人神往。” 我当时认为，我们在记录历史的重要时刻，不是在做宣传。宣传部门不准新华社发克林顿攀登长城的特稿，我们可以理解为不准发中文特稿。那么，我们就通过新华社发一篇英文特稿。我上了长城后发现很有意思，我就像摄像机一样把各种细节用文字记录下来，读者读起来有一种现场感，有一种视觉画面，写了一篇英文新闻特写《“你是到了长城的美国好汉”》通过新华社的电波传到了世界各地。结果大家一看，都认为很好，还被评为新华社当年的优秀新闻，评委们似乎忘记了这篇稿件事实上违背了当时的宣传限制。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1998年深秋，我当时担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编辑室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记者倪四义这天采访全国人大例会回来告诉我，全国人大这次李会将审议通过《婚姻法》修改草案。历来我们的法律修改都是在人大通过之后才可以公开报道。倪四义告诉我，这届人大常委会很可能要通过《婚姻法》修改草案。我认为，在政治民主化的今天，中国修改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要通过公共讨论，更何况是与每个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婚姻法的修改。我要倪四义立即就人大将审议《婚姻法》修改草案发消息。倪四义说，人大可能不让发消息，而且历史上，新华社从来没有就人大正在争论的法律单独公开报道过。我活，“我们不妨试一下。只要我们写的公正，即平衡地报道争论双方的观点，是有可能播发出去的。“ 为了求得新闻的公正，我对稿件的导语、平衡地采访争论观点、双方被采访者被应用的字数大体相等、客观地提供背景、记者不可表达观点等技术上和写作技巧上等一一作了部署。结果我们经过种种努力，用了九百字把全国人大准备修改《婚姻法》的消息报道出去了，其结果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从《南方周末》到《北京青年报》纷纷开专门讨论辩论。据了解，全国妇联的这个婚姻法修改草案起草小组原来想在1998年通过，但是经过这场公开讨论，一直到2001年才获得通过。这个例子把媒体的存在意义体现出来了，任何一个涉及公众、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法律出台，必须经过人民群众在媒体上的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我感觉到媒体第一次在中国立法方面起到作用，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更感觉到媒体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新闻的力量来自报道的视觉化

　　杨君：我认为您做记者，是一位相当敏锐的记者，同时是开拓性的、有思辩力的记者，你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新闻是媒体能够刊播的，刊播后能产生影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您还是一个很有视觉感的新闻记者，那时也许您还跟电视离得很远。现在您的视觉感觉更强了。

　　李希光：我认为新闻的报道就是视觉化，您使用的每一个文字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你的报道就是失败的。所以，我强调新闻的视觉化，或者感觉化。视觉只是感觉的一种，我跟学生或者过去跟新华社的同事讲，如果采写一篇新闻报道，一定要让读者感觉到你的文字的力量，感觉到你故事中的细节，这种感觉或者是视觉的，要通过你的文字看到一种画面，或者是一种嗅觉的，通过你的文字能闻到新闻现场的味道，也可能是一种触觉，通过你的文字能触摸到新闻报道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杨君：所以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

　　李希光：我强调的新闻报道，更多的是展示，我希望新闻媒体做的更多的是像摄像机一样，不是一个记者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的发表评论，发表分析和言论。记者只能用事实陈述、讲述这个故事，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和记者的感情说话。记者的感情和观点只能通过事实的选择来表达。

　　杨君：通过一定的事实表达隐含的想法和观点，而且应该是尊重事实的，也是客观公正的，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也知道您做了很多年的记者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其间还去美国做了《华盛顿邮报》的访问记者。

    李希光：1995年我在《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科技、医学、人口等科学密切相关的新闻。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到了美国一个主流媒体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敬业。记者的敬业既体现在记者本人对新闻职业的奉献精神，更体现在社会对记者的尊敬上。《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大报记者的收入很高，大多数记者的本科都是哈佛等名校毕业的。而且在美国，多是那些聪明、有才华的才可以当上记者。但是大部分美国媒体的收入不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记者？因为他们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他们认为做记者可以为别人服务。记者没有自己的名利，他是帮别人出名，让别人发财，记者更多的是站在公众的利益。他把报道真相作为个人的追求。如果一旦一个大架构关心的故事被报道出去，大家分享了，比他当某个工商企业的老板发一笔小财还要幸福。

　　杨君：这种感受是内心的体验。当时怎么会有一个机会，使您能够到很主流的美国的媒体工作？

    李希光：古人云,凡事可遇不可求。但是对我来讲, 可遇又可求。所谓求,意思是指机遇属于那些努力拼搏，任何时候都不懈怠的人。当年，我身背沉重的机械打字机在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草原路线、海洋路线、游牧路线和佛建路线等采访了断断续续三年。无路路途如何艰险、颠簸，我坚持每天写采访笔记、坚持发稿，在国内外发表了很多文章，特别是英文报道发表了很多，大概发表了200多篇英文专稿和50多篇英文调查报道，在国际上，至少在这个圈内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

　　杨君：至少应该叫“背着打字机的李希光”。

    李希光：对，我现在是背着电脑，过去是走到哪里背着一个很笨重的打字机，我今天还把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打字机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让学生们看，看看中国传播技术的发展，从打字机到电脑的传播技术发展历程。不要忘记，最早的中国人使用的是毛笔。《华盛顿邮报》已故总编辑阿尔佛来德家族的基金会每年要从全世界选十个国际青年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那年我正好35岁，有一定经验的，当然英文要非常好，可以用英文采访、写作的，到美国10家主流媒体当记者，美国十家大报一张大报接收一个。正巧这个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本人是中亚文化和中亚问题的专家和爱好者，他在200多个候选人中看了我的丝绸之路作品，可能觉得我的丝绸之路作品对他比较有意思，讲的是中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也有冲突，很有意思，讲的全是故事，从探险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西方文明的相撞。《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鲍勃则看上了我在《中国日报》上1986年前后发表得那些人物故事，其中的某些大人物在1989年以后到了美国。最后他们确定请我去《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

国际化视角来自哪里？

　　杨君：做了国际记者之后，肯定视点是国际化的，面对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

　　李希光：这倒不是的。我早在去美国之前就一直在永国际视角观察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不见得你到了美国就有国际视角。有的人到了美国在唐人街生活一辈子、获除了上课，整天在中国餐厅打工、或整天呆在实验室里，那样是不会形成国际视角的。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不出国，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国际视角，这要看他平时阅读和使用的是否是国际媒体。我从读大学、念研究生、到新华社工作，每天差不多花3到5个小时收听国际广播、阅读外电外报、观看国际电视新闻报道。况且，我在新华社一直从事对外新闻报道，面向的就是国际受众，我一直在努力用有一种全球视觉或者全球语境报道中国和世界发生的新闻。

　　杨君：他们说新华社的记者要求有两个视点，国内报道的要有全国视点，发的稿子全国要采用，国际报道的要有国际视点。

    李希光：我当记者的时候，最令我的同事羡慕的是我的新闻敏感。我做编辑室主任期间，要与新华社各分社联络，组织新闻报道稿件。今天把这种组织报道工作称之为策划，我更喜欢称之为组织，因为策划有一点嫌疑，好像你在制造新闻。我是通过分社，还有各个记者提供的线索，组织大家采访，帮他们设计采访问题、确定采访对象、琢磨报道的角度、导语的写作、背景的使用、直接引语的运用等等，和编辑室的记者以及分社的记者一块研究。多数情况下，我看了经过我们精心采访写作的的稿子，我都可以准确地确定这篇稿件最后能否被西方通讯社转发。甚至我可以预见这篇报道能被路透社、美联社还是法新社采用，还是三家一块采用，甚至是香港的哪家报纸用哪一个版，放在这个版的头条，我可以做到基本上这个预测，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新华社的那条报道，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那条消息播出之后，西方媒体会选用那一条，大概我基本上都能预测到。当年我在新华社给编辑室同事发奖金是按照外电采用来法的，外电采用一条给30块钱奖金。当时我跟记者讲，你要多多处取采访。年轻的记者不愿意，说太累了。我说，你采访一条消息如果有两家外电采用，等于可以额外多拿60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那时记者的每月工资也就几百元钱。

　　杨君：你怎么会感觉到某条新闻会被两家西方媒体采用呢？

　　李希光：比如，在90年代中期，海淀区法院开庭审判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案。北大有个学生吵架，一个告另一个偷用他的电子邮件，搞的最后美国大学没录取他，就告到法院。海淀区开庭那天，我要我编辑室的一个记者去报道。记者采访回来把稿子交给了发稿中心，发稿中心值班的老编辑说，“新华社怎么可以报道与互联网有关的新闻？互联网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记者跑到我办公室发牢骚，说，“辛辛苦苦采写的稿件被枪毙了，我不干了。“ 我跟她说半开玩笑说，“不要急，这个老编辑那里通不过，我们找更高的领导签发。不要放弃，何况这篇稿件一定会被至少三家外电采用，你会因此发一笔小财。“经过我们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果然这篇稿件播发三小时后，西方驻京的记者全部采用或转发了这条稿件。这个记者获得了100元奖金！

　　杨君：您怎么会有这个眼光和感觉，觉得这条新闻是具有国际性的？

　　李希光：所谓新闻敏感与你对你的读者和观众需求了解的程度有关。我相信在重大新闻报道上难有内外之别。在新闻的人性化报道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兴趣点应该是一样的。我相信新闻是故事，为什么？你可以看看我和我的学生们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就是《找故事的艺术》，其实就是找新闻的艺术。任何一条好新闻，它必然是一个好听的故事，人类从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那天起，都在讲述故事。文字记叙的也是故事，从荷马史诗，到司马迁，到唐玄奘，到马可·波罗，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包括莎士比亚，都是在讲一个美好的故事，新闻也是讲故事，只不过新闻有时效性更强一些。

　　杨君：讲故事有几大要素?

　　李希光：时效性更强一些。既然大家都在讲故事，故事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性化的东西，人性化的东西是最好听的故事。只要坚持这一点，新闻的人性化、人情味，它就是国际化的，国际上喜欢看的国内当然喜欢看。为什么在媒体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参考消息》发行量仍然保持全国第一？而且，其它媒体又办起了国际性的报纸如《环球时报》、《二十一世纪全球报道》，最近新华社又办了一个《国际先驱论坛报》，全是报道国际视觉的国际新闻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国际视觉的东西。

如何解释中国海外媒体面临的困境？

    杨君：中央电视台办的对海外播出的频道，CCTV-9和CCTV-4,外国人看吗？

    李希光：CCTV-9和CCTV-4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长期从事对外新闻报道新闻工作。这几年到了清华之后，我更多的是研究国际传播，我很关注CCTV-9和CCTV-4。我觉得它们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人性化不足，另外新闻不够。为什么人性化不足？同中央电视台的对内广播的新闻节目相比，某些报道可能比国内要显得专业化一点。但是从国际视角看，新闻报道缺乏故事性和人性化。再一个是这两个频道的新闻节目缺乏市场针对性。既然英语广播以对美国观众为主，或者是中文广播，也是针对北美地区，但是，缺乏当地人关心的当地新闻。不报道美国人关心的，只报道中国宣传部门想要别人关心的问题，而不去报道美国当地的新闻，不去报道美国各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更不去报道美国小城镇的天气预报。在当前市场竞争情况下，新闻核心竞争力，除了故事性之外，还有相关性。如果这条新闻跟美国普通观众毫无关系，他们不会去看的。中国开个会跟美国观众毫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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