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君：对老百姓底层的生活也比较熟悉。
陆莹：对，但是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从插队回来以后，我就上学。我觉得虽然赶了个末班车，因为那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 赶了一个末班车。 那时候回来已经都28岁了， 真是末班车了， 上大学 ，上大学以后， 就到了市委宣传部 。市委宣传部从大的范围里讲 ，是搞一个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搞文化工作 和文化的管理工作。
杨君：具体应该有很多其它的分支和方向。
陆莹：对。而后就是在广电 ，当然在北京台做了三年 ，现在又在集团两年。 也就是说五年了， 人生就这么匆匆的， 已经好象走得差不多了。
杨君：那也没有。 应该是越走越精神。
陆莹：我希望是这样，我还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 还能再做一点事。
杨君：而且我觉得您的生活经历 ，包括工作经历是非常难得。 为什么呢？ 您想有过10年的时间， 很小岁数的去插队的人其实很少的。 而且那段时间是特殊的岁月 ，可能对自己的性格、 品格、 各方面有全面地磨练。 您又赶上了读书 ，读大学。虽然是末班车， 还赶上了， 那段时间那批人是非常优秀的 。能赶上的那批人出来个个在社会上都很出色。也可能是由于工作带给他们意志上的东西 ，我想是的。那么市委宣传部又是一个比较高屋建瓴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 文化口这些宣传工作，对北京市的方方面面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当然最后这所有的经历来为您现在的工作服务了。
陆莹：是的。插队的时候，可以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那段生活， 现在回忆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在经过了插队以后 ，就觉得什么难事都不算什么了。
杨君：我常听大家这么说。
陆莹：现在有的时候年轻人说碰到了一点挫折，分配工作分配得不好， 哭一鼻子 ，当时跟我们从大城市一下子跑到云南边疆去，而且是那么小 ，就觉得一切都看得很淡了。 当时在市委宣传部来讲 ，我觉得宣传部它是一个党的一个喉舌部门、 要害部门， 要求每个人都要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那时候我的那些领导经常教育我， 说来到市委宣传部， 那你就是一个螺丝钉 ，给你拧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而且你还一定要把帽儿拧得很紧， 要非常到位。 当然这中间， 很多东西-----个人的东西都要抛掉，你做事情就是要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去做，很少有个人创造的东西。当然也有，比如讲在全市范围里头---- 那个时候我们在宣传部设计了一些活动 ，它是在全市范围里开展的，比如讲，我们当时为了想介绍北京，宣传北京 ，使人们对今后的改革开放更进一步的树立信心，我们在北京曾经搞过“逛京城”活动，延续到现在。前两天我看我们的电视里头 ，依然还在搞 ，但是形式上有所变化。 这种东西也是设计的 ，实际上它也有很多创造性的东西在里面，是有创意的。 那个时候我们搞文化， 我们做过在春节的时候，由于当时不放鞭炮了，很多老百姓觉得中国的年好象越过越没意思了，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更加有意思 ，我们怎么来倡导？------ 让商店都开门， 让饭馆都开门 ，互相通过BP机来互致问候！ 包括年底敲钟。 因为老百姓希望有动静。包括冬季的郊区旅游， 都是有设计的， 实际上这都是有设计的 。
固然这种设计它是必须依赖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有这个条件， 你刺激 、推动一下，他就做开了。可是怎么做？ 朝哪儿做？怎么才能让这个事做起来？它也是有设计的 。包括新年音乐会也是在那时候搞起来 ，我们的领导说，现在有好多的音乐会能不能搞得更大一点，让大家成为一种习惯。后来以后就选中了人民大会堂，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年我们把上交和国交 、北交三个交响乐团合在一起 ，正好是中国的交响乐百周年， 演奏了一些比较好的曲目 ，当年江总书记和七名常委都去参加了，可以说领导去观看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老百姓也非常喜欢这种活动 。这项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因此我觉得它在贯彻执行的时候 ，也有一种创造性的东西， 当然这种创造性 ，作为个人来讲 ，它不是特别个性化的 ，它不是 。它是在更大的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协作，一种推广。
陆莹：当然作为广电来讲 ，因为我毕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 我觉得过去的党的部门给予我的， 也就是说能够从一个全局的角度，从一个推动影视艺术发展的角度，从推动我们的电视事业的发展角度， 去抛开自我去设计一些事情，去工作。这些方面怎么说呢？ 这些品质应该说同时在每一个具体的作品里头，具体的栏目、节目里头，我觉得它又能融注很多你个人的、 属于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广播电影电视的这种魅力有时候也正是在这里面闪现的。特别是当你设计的一个东西，最后能变成现实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自豪感。
电视带来的挑战和兴奋难以言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做多米诺骨牌。 当时码的，码的几百万张牌都码好了，那时候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去进这个体育馆了， 因为生怕在直播之前出现一点意外。 由于我进去了 ，我走路 ，怎么稍微重了， 哪怕开门的一阵风给带倒了 ，那简直是罪责难逃 。结果那天实在没有想到 ，马上就该进行直播了， 哗啦一片牌倒了， 倒了几十万张牌 。当时摆牌的这些韩国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 ，都趴在地上痛哭 ，包括我们体育部的这些人都觉得实在对不起台里 ，实在是对不起观众， 怎么能够倒了呢！ 可是他们在很短的 ，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又给码起来了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都是属于惊心动魄的
杨君：那么当时您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陆莹：对。像广电的时候，我刚才说个性的融入， 我印象比较深的， 比如讲电视剧的《一年又一年》，其实它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次开会，会开到中间的时候，当时有赵宝刚，有李晓明，有郑小龙 ，我们聊天说到北京人特别有意思， 说北京人追求新奇特 ，一年一个样 。先从吃开始说起的， 说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有潮州菜 、广东粤菜，今年就是兴吃广东粤菜，请人吃饭一定要去吃粤菜。后来又吃潮州菜，过两年说不行了， 说今年又兴东北菜了 ，又一年又兴吃红焖羊肉了，一年一个样。 像这两年不是又开始什么湘菜热了，川菜也曾经热过，水煮鱼了，又是酸菜鱼了。 从这儿开始， 沿着这个轨迹来讲， 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一年一个变化 ，每年都有 ，当然最后成片的时候 ，不可能说都吃， 那成喜剧片了。
杨君：就是由于吃，说起来一年和一年不一样！
陆莹：后来说这个挺有意思的，以后他们又在一起聊， 聊、聊、聊就把吃的这根线聊开了， 就给摈弃了。 摈弃以后讲了， 其实当时每年都有一些什么电影， 每年都有一个，当时还找票买彩电。第二年以后就不找票买彩电了， 很快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就是编年体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通过这个每年的发展变化 ，平民老百姓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整个改革开放后20年中国走过的历程 。所以这个过后想起来就挺有意思的 ，还有像我记得在北京台的， 当然有时候自己也感觉不错 ，这个个人的创意最后能转化成为一种成果 ，一个是当时我们国际部有一个小伙子提出来 ，说想拍一个反映“三北防护林”的专题片 ，和凤凰卫视一起搞 。过后想了想 ，如果变成专题片 ，好象感觉到他的反映力度都不如纪实性的东西来得更真实， 更有力量。 于是以后我们在一起商量 ，就把它改成了每天5分钟的在北京的纪实报道里进行的一个系列的报道， 叫《守望家园》， 最后反响非常好 。最后还得了中国新闻奖 ，当然心里也是挺愉悦的， 非常高兴。
杨君：没有想到当时那么小的一个点，后来延伸了很大的事情。
陆莹：最初当时没有想过拿奖 ，只是感觉到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变成一个专题片， 它的冲击力可能不够强 ，另外一个 ，如果要是作为纪实性的， 还有一个就是人出去组合怎么更好， 播出的时间安排 。当然也有很多， 除了有主观上的一方面， 还有一些偶发的其它因素注入期间。 但是最终使我们这个东西完全改变了一个面貌， 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杨君：当时我觉得《守望家园》这个名字也起得非常意味深长。
陆莹：是 。特别是我印象深的，最揪心的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飞黄”---- 飞黄的一次直播 -----飞越黄河直播。
陆莹：因为我认为电视就是应该争取在第一时间， 同一时间， 把一个真实的情况转达给我们的观众。 只有电视它能够做到 ，这是电视的长处 。所以当时在台里就倡导， 我们要开展更多的直播， 倡导完了以后大家都很踊跃。 于是我们的对外部就报了一个选题 ，叫“飞黄”， 我一想真不错 ，可是心里真是掂量再三， 因为它的风险性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从他个人的技术的情况， 我们一再地去论证 、去考察 ，然后再从安全的角度上去排除各种因素，它有没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因为我想一个媒体不能由于一个猎奇，由于你宣传上的需要， 而去使人的生命 ，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不值钱。或者是产生一些其它的意外， 固然也可能在国外产生了意外 ，它再次制造了新闻 ，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最后我们觉得成功的把握性应该说是95％以上。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选题 ，可是实在是从确定了这个选题之后 ，没过过一天安生的日子 ，心就一直提着-----
杨君：担惊受怕。
陆莹：真是一种担惊受怕，当天在飞的时候， 因为前一天我们试了一下，虎口瀑布----
杨君：也是跟凤凰卫视合作的吗
陆莹：不是 ，是北京台独立的。凤凰卫视来报道， 他们在现场做了一些新闻报道 ，直播是北京台独立做的。 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跑到外地去做直播 ，虎口瀑布 。当时王惠在前方 ，在前方以后呢， 我们试着传信号 ，知道风力的大小 ，看到主持人的衬衫， 如果飘起来的话 ，那么就是说它已经达到四级风， 如果飘得比较厉害， 它就已经达到五级风， 五级风是绝对不能飞的， 它在空中飞的时候就有可能偏离方向 。因为当时这个飞黄的选手毕竟不是专业的摩托车手 ，他是一个业余的农民， 因为当时我们想如果说一个农民能够飞越黄河的话 ，这个事情不用说别的 ，就是说中国农民可以像今天这样敢想敢干----
杨君：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 。
陆莹：而且说明中国农民今天日子过得非常好，只有丰衣足食了 ，他才能够去想飞黄的事情 ，当天早上的时候 ，早上通常是风力很小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到上午的10点以后， 就陆莹续起风 ，因此我们原来定的是11点开始飞 ，以后当天临时改的 ，说把时间提前一小时 ，在现场的时候 ，因为朱朝辉有一阵情绪非常亢奋， 而且非常躁， 冲下去跑下来 ，那时候我在镜头里看的， 说实话， 我简直是紧张极了 。但是毕竟所有的导播人员 ，因为我当时是在演播室里面， 所有的人员都在看着我 ，我必须保持着镇静， 可是每一个人都相当的紧张 。从这个镜头里面看着， 朱朝辉这种毛毛躁躁的感觉。
但是后来以后看到他在那儿打坐式的坐了一下 ，我就感到心里踏实了。 他的心开始静下来了， 沉静以后才能获得成功， 当最后他冲的时候， 也可能他在速度上， 他也是为了成功， 他的速度比较快， 比较快以后 ，他整个飞的距离远远超出了我们预计的和想象的距离，他甚至于超出了落地的跑道，于是因为地面不平， 落地以后摩托车就翻倒了， 翻倒了，镜头里面，现场里面就听到王小佳那位主持人说“别踩线 ！”
因为人全拥上去了 ，王邺大声喊叫， 推着所有的人 ，怕朱朝辉出现意外， 那一刻简直心里紧张之极 。当朱朝辉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一个镜头里看到他， 所有人都欢呼！ 这一刻我觉得也是终生难忘的 ，因为就是在做一个节目里头 ，从设计这个节目， 一直到和前方的人， 怎么说呢 ，经历着分分秒秒-----
杨君：内心巨大的变化 。
陆莹：对 。可以说有很多像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电视的魅力也在其中。 而且我觉得通过所有电视人的通力合作， 能够呈现给观众一个很好看的节目 ，那种愉悦是难以表述的。
杨君：“飞黄”这个事确实是你们很大胆的一个设想， 而且直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像这样的故事，当然不一定有这么惊险，但是还是发生了很多很多 的。在电视台这几年您经历了很多历程。
陆莹：是，尤其是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也经常看中央台做的直播，我觉得中央台的直播做得非常大气，抓取的事件都非常大 ，包括着也有很多像一般选题， 我都不敢想， 像钱塘江潮。 原来我还想 ，我说钱塘江潮这种东西做直播， 效果究竟怎么样 ？可是后来我看了 ，我没有想到一个钱塘江大潮， 潮水来的时候， 这个过程还是那么受看。 我觉得这个策划人， 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
杨君：其实像这样有挑战性的节目 ，您在北京电视台的时候， 应该也遇到了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
陆莹：是 ，尤其是在直播类型的节目里， 遇到的是最多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做多米诺骨牌。 当时码的， 码的几百万张牌都码好了， 那时候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去进这个体育馆了， 因为生怕在直播之前出现一点意外。 由于我进去了 ，我走路 ，怎么稍微重了， 哪怕开门的一阵风给带倒了 ，那简直是罪责难逃 。结果那天实在没有想到 ，马上就该进行直播了， 哗啦一片牌倒了， 倒了几十万张牌 。当时摆牌的这些韩国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 ，都趴在地上痛哭 ，包括我们体育部的这些人都觉得实在对不起台里 ，实在是对不起观众， 怎么能够倒了呢！ 可是他们在很短的 ，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又给码起来了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都是属于惊心动魄的 ，而且当时大家体育部还想 ，这倒了牌怎么办呢 ？赶快还是要报道， 我们把这个消息报道出去了， 也求得了观众的谅解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的顽强拼搏。 因为码牌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稍有一张牌不慎的话， 就有可能又倒一片 。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头 ，码了数十万张牌， 使得晚上的正式倒牌又顺利进行， 实际上后来以后 ，我们又把这个事情报道了 ，反倒是又多了一条新闻 ，很有意思。
杨君：这么看来，当时我觉得您在任领导的北京电视台的很多职工确实很顽强，很有敬业的精神 ，素质也很高。
陆莹：我觉得新闻队伍是一个非常好的队伍，就是说非常能打硬仗， 就是这支队伍非常的迷人， 我非常喜欢这个队伍 ，我喜欢这个氛围。 我觉得影视它都是一个群体劳动 ，是集体的智慧。说起来的话 ，作为我们虽然是领导，可是我们并不能成为行行的专家 ，我们不可能的， 我们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链条， 是把大家的智慧连接起来 ，是靠我们这些 ，就像你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人 ，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演播室里的很多人 ，是靠他们完成的 。让我去扛机子 ，让我去完成 ，我绝对一个人无法完成。所以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应该识慧眼，我们可能出不来一些好的思想， 但是别人出来的 ，你就要帮助别人去实现他们的这些好的创意。当然干一行就得钻一行。
我对北京国际电视周有信心
特别是作为外国的参展商来讲，到中国他一般只能选择一家， 他不可能在各个城市之间 ，参加完北京5月， 参加北京6月 ，再去参加上海8月， 再去参加国家的 ，10月份再去参加四川的 。他不可能这样做 ，因此他只能在若干家里头选择一两家， 特别是2003年 ，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广播影视集团也要办。 应该说他们更具有凝聚力 ，而且办展的地点也在北京。 所以 ，究竟大家选择参加哪一个展会 ，现在很难讲，我对北京国际电视周有信心。
杨君：在2001年和2002年， 您成功的操作了两届的北京国际电视周 ，北京国际电视周这两届有没有明显的不同的特点？
陆莹：这两届，如果说从电视周的大的项目上来讲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基本上就是节目的展卖 ，还有就是研讨会 ，当时还有开幕式， 闭幕式。 展览的项目之中还有设备展览 ，当然这两年设备展览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有的年份上没有 ，有的年份上有， 有的时候还有电视购物 ，严格说从大项目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规模的大小的变化，还有研讨会。我认为这个质量是越来越高了。
杨君：一年比一年要高。
陆莹：而且是一个是问题选得比较好，还有一个发言质量比较高 。因此业内的人士去参加的非常踊跃。 原来我们想一个300、 400个座位的这么一个研讨会的会场能不能坐满，不要弄得最后自己挺尴尬的 ，下不来台 ，结果爆满 。有的时候还要加座位，也就是说电视同仁，特别是1998年以后，我觉得电视业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年年都需要改革 ，尤其是1998年以后卫星电视， 就是卫星上天了 ，都落地了 ，竞争激烈了， 因此电视界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所以研讨会非常受欢迎。
杨君：一块是节目交易会， 一块是设备展览， 再一块是研讨会 。您认为北京国际电视周-----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咱们影视界每年有四大博览会 ，一个是北京国际电视周、一个是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再一个是四川的熊猫国际电视节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广电集团搞的中国电影电视节、博览会。这四大电视节，当然每个节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可见也肯定了咱们北京国际电视周 ，虽然它是一个周 ，也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节。 去年我们也非常有幸去参加了北京国际电视周期间举办的“十佳制片人”的这么一个颁奖晚会的活动 。我觉得它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一个北京地域举办的电视活动 ，而应该是全国范围的节目交易展？
陆莹：应该从节目交易和它的内容、包括研讨的内容来讲，这些节都不是一个地域性的 ，它只不过是在一个地方来举办。但是它都是面向全国的， 甚至是面向国际的。 刚才你所说的这几个节 ，它都是带有海内外一块做的性质。
杨君：非常强的国际化 、国际性。
陆莹：对 。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的电视发展的总的趋向来讲 ，成立了集团以后， 也就是说过去在本地域的这种竞争越来越朝着一种跨地域，甚至于是跨国界的竞争 这条道路上发展 ，它和电视传媒的性质是相吻合的。
杨君：刚才我提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想如果您能回答的更充分一些就更好了。 就是今年的2003年的北京国际电视周， 您觉得预计比去年两年会有哪些大的进展或者是变化？
陆莹：大的进展， 现在我们还正在筹备过程之中。 研讨的部分依然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它的交易会的部分，一个是地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我们主办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 是由歌华在运作 ，那么可能歌华会有它的---- 因为它办展览业是它的强项。 在世纪坛的底下它曾经办过很多很成功的展览，像马雅文化 ，汽车展览等等多种展览。 因此它在办展会 ，布置展厅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 另外一个 ，由于歌华的地下展厅的面积还是有限的 ，因此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要挪到地面上来，又不是我们一般的通常所使用的展厅， 因此它这个展会会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他们还想加强技术方面的， 特别是网络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参展商参加。当然从规模上到底能做多大 ，现在我还不敢说 。因为我们从2003年将要举办的电视周、节比较多，应该说它数量还是多了一些 。可能作为参展商来讲，压力还是蛮大的 ，究竟花落谁家 ？这个事情很难讲了， 不好说了。
杨君：您认为现在国内影视节数量多了一点 ，排得比较紧了一点。
陆莹：排得比较紧。特别是作为外国的参展商来讲，到中国他一般只能选择一家， 他不可能在各个城市之间 ，参加完北京5月， 参加北京6月 ，再去参加上海8月， 再去参加国家的 ，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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