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国人财富梦想被激发，始于改革开放时代。
但是，曾几何时，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从计划经济走来的我们，对于资源优化配置等理念仍旧相当懵懂，以至于国库卷和股票认购证需借助行政摊派完成发行，更遑论大庭广众下高声谈论致富之道。
真正令全民价值观念革新质变的是，资本市场破冰后，一系列闻所未闻的制度建设，以及资本背景下发生的一桩桩大事件。
即便现已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重要音符的股份制与财产性收入，也经历了举国上下的数次激辩。
轻舟已过万重山。伴随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实践，股市已经走过陌生和怀疑的目光，成为国民经济当仁不让的晴雨表，一举一动每天引人关注，稀松而平常。
如同刀光剑影的江湖不断孕育着传奇英雄。跌宕的资本市场始终不缺少这个重要元素。
远去的教父级券商总裁、曾经长袖善舞的资本玩家，他们的人生沉浮，帮助我们认识和思考中国股市发展的脉络。
还有那些为市场完善奔走呼号的经济学者，和高居庙堂运筹帷幄的监管大员，由他们操盘的资本方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民的价值观变迁。
本报记者 简俊东 深圳报道
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
“股市是什么？”如何回答这个简单问题，
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姓社姓资”争论，到“为国企脱困”的“工具”定位，再到股权分置改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回归资源配置本义的反思，伴随着每一次答案的抛出，是新一轮的牛熊转换，更是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视野中重要性逐步壮大的回音。
混沌之初：“姓社姓资”与“暂不流通”
双重因素下，为满足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要求，股权分置制度就被创造性地设计出来：在上市公司中要保证51%以上的股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部分国有股“暂不流通”，因为流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而这种国家股、法人股的 “暂不流通”，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形成三种隐患。
1990年代初期，中国股市蹒跚起步，人们对于股市的认识也在咿呀学语。
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了一个细节：他有一次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问股市是个什么东西，一位老同志讲，那不就是《子夜》里讲的吗，害得家破人亡。
这正是当时人们对股市一无所知的真实写照。刘鸿儒指出，当时“对股份制改革在政治上的担心比较多，问题本质还是‘姓资姓社’。”
1992年2月10日，他向全国人大汇报股份制试点时，一位人大代表说：“我研究了各国的股份公司情况，搞股份制，没有一个不是搞私有化的。”还有一位委员问：“你们为什么不把亏损企业拿去卖股票？”
直到邓小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才决定了资本市场的命运。
邓小平对于股市的一锤定音，不是孤立的概念。
刘鸿儒指出，“小平同志看到了金融是现在经济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是金融的核心，必须走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不能都完全走依靠银行的道路，这与他强调‘市场经济’的思想一脉相承。”
但是，依然有人写万言书反对建立和发展股市。这种争论，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才被彻底解决——这次会议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而“姓资姓社”争论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尚在早期阶段，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企改革被提上日程，上市也成为国企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
一边是从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到公有制股份公司，再到向完全市场化的股份公司转化的迫切需求，一边是国有企业产权归属不清，完整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法规制度尚未建立，国企上市遭遇的第一道坎便是产权问题。“姓资姓社”的争论正是来源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同时，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境，致使当时并未把促进投资、保护投资作为设立股市的目的，而是为了因应国企改革，为国企融资服务。
1997年，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被明确为，“利用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特别是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
在这双重因素下，为满足国有资产不流失，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的要求，股权分置制度就被创造性地设计出来：在上市公司中要保证51%以上的股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部分国有股“暂不流通”，因为流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而这种国家股、法人股的 “暂不流通”，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形成三种隐患。
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机体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股份：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对于股民们而言，他们也是凭借这样一个市场容量来对股票进行估值和判断；对中国股市而言，留下了一个长久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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