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平民意识--媒介的品牌概念
中国在20世纪末好像出现了一个热心换词的时代，我们喜欢把老百姓叫做平民，喜欢用新闻代替宣传，喜欢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总之，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时，我们也不喜欢使用文革流行的词汇了，于是我们有了一段哑语时期。这时，从西方引进的一些词汇在这时帮了我们一点忙，比如白领、精英和中产阶级的概念。
在我看来，当一个国家的媒介异常活跃时，它的社会用语更新速度就会加快。而语言的更新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词汇的美化，比如把清洁工叫做城市美容师，另外一种是概念有所变化，比如很多人会把老百姓和平民划等号，但是老百姓这个称号要更口语一些，而平民显得书面化。有时我们也习惯于把两个词汇连读为平民百姓或者平头百姓。说实话，对词汇的微妙差异变化而言，亲身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比如，20世纪末刚刚改革开放时，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对词汇的更新速度不大适应，叫惯了同志的人，就不习惯叫先生。同样，一说起平民概念，许多人就自然不自然地把它和官方对立起来看，因为官民概念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遗产，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还习惯使用父母官的称呼。
有趣的是，在中国目前的媒介语言中，平民和精英倒成了两个对位最准确的词汇，举例来说，如果把《实话实说》当成典型的平民节目，那么央视的《对话》就可以相应划归精英栏目。再扩大一点说，如果把目前竞争最激烈的都市报视为平民文化的复兴，那么《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报和《经济观察报》就可以算作精英文化的崛起。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又有些问题。我们所说的精英媒介都与经济相关，好像更多体现的是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那么精英中的文化概念在哪里呢？在英文的概念里，精英至少有一些文化的味道。
再看看平民节目，《实话实说》在刚刚创办时，它的策划班子比现在还有更多的精英味道，也就是说，它是精英办给平民看的节目。那么平民能不能办精英节目呢？目前看十分困难。而精英办平民节目是现在通行的一种模式。问题是现在很多媒介人打着平民意识的幌子来谋取经济利润，比如许多小报的做法就是利用凶杀和明星绯闻来打市场，这等于是把社会新闻庸俗化，这看上去是一种迁就平民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市场卖点，换句话说，是把平民意识作为一个卖点出售，这就变相地抛弃了平民意识中的人文关怀因素。
从严格的意义讲，很难说市场经济是对平民有利，还是对精英更有利。从中国的情况看，这两者好像获得了双赢，平民媒介风起云涌，精英媒介获利颇丰。但是深究起来，我们的平民模式带有一定的失语状态，具体表现是，平民媒介上很少有评论的声音，无论是报纸社论还是观众发言，都好像和平民媒介关系不大，平民媒介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使用与满足的误区，媒介变成了不同口味的商品，平民仅仅在消费中得到满足。他们已经开始喜欢大图片小文字，习惯于没有头版头条概念的小报版面，习惯于不看任何评论，习惯于排斥思想和沉重，媒介成为不能承受之轻。
事实上，西方的小报也不排斥评论。比如英国最流行的小报《太阳报》就经常发表社论，并且英国传媒界的一些专业人士还觉得《太阳报》的社论并不好写，《太阳报》的社论很短小，很煽情，文字非常通俗，这是为了吸引平民读者。《太阳报》对英国大选有不小的影响。
最近，《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在一次演讲中炮轰电视庸俗化，有趣的是《实话实说》被公认为典型的平民化栏目，而在许多国人心目中，平民节目就肯定会庸俗化。那么精英节目就会远离庸俗吗？我的答案至少在目前是否定的，因为如果仅仅把精英意识作为一个市场卖点来炒作推销，那么精英意识中的人文色彩会消失得更快。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学生的论文，她把《实话实说》和《对话》栏目做了一个对比，她的观点是《实话实说》并非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平民化的栏目，而《对话》也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那种精英化栏目。我觉得她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一些媒介的平民意识和精英意识已经被商业化了。
通常我们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肯定不只一种，至少可以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角度，一年前，中国社科院出了一本书，对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做了一个重新划分，看上去这种划分更侧重于经济地位。这种划分多少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同的是，今天的阶层划分也已经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经济建设。文革后，许多人对脑体倒挂的不满，今天看来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分层，也就是说，有知识的人觉得他们的文化地位和经济地位不相称。在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寻求的是政治地位，然后是经济地位。
近些年在中国，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这间接使得某些阶层概念不够清晰，比如，平民是指下层社会成员吗？白领是属于中产阶级吗？精英是指上层社会成员吗？中国有没有上流社会？(刘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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