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
在局部摩擦不断的中日关系现状中，两国有没有可能再次找到３３年前邦交正常化时的战略契合点，是
１９７２年，在冷战的阴霾下，中日两国领导人冲破层层阻力，将一衣带水，深化为“世代友好”，其背景在于中日两国有战略携手的利益契合点。不说当时的前苏联对中日两国的共同威胁，单说１９７１年前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就足以让中日走到一起，谋求共同发展的战略机遇。
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３年，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结构变革。首先，美元、英镑危机引发世界性“黄金恐慌”，使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关系瓦解。汇率的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大发展，日本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全面挤占美国份额，引发日美贸易摩擦。其次，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最终于１９７１年首次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化。与此同时，日本、西德经济大赶超。１９６８年日本经济超过西德，赢得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地位，引起世界性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第三，苏联突然闯入世界粮食市场，引起世界性粮荒。在这种背景下，纽约股市大盘整，世界资金流向紊乱。
在世界经济秩序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尼克松率先叩响中国的大门，同时对日搞“越顶外交”，迫使日本加快寻求中日和解步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对于日美分散世界经济风险意义非同寻常。而此时的中国不仅要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更要满足近７亿人的口粮。这就是被后人称颂的“中日关系１９７２年体制”的历史根源。
２００５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在这个“甲子轮回”之际，中日两国也赢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中日两国人民走过６０年的和平发展道路，都开始正视历史，珍惜和平，这为两国寻求新的共同利益奠定了不可多得的民意基础。
第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地区化相互交织，地缘关系紧密的中日两国迎来了共同发展的新机遇。战后６０年，日本积累了雄厚的财富和领先世界的技术，成长为真正意义的世界级经济强国，急需运用民间资产，实现产业升级。中国市场正成为日本金融机构运用民间金融资产的新板块。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布什连任后，积极调整对亚洲战略，面对中日拥有共同利益的东亚合作热潮，加快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传统战略步伐，使东亚的一体化进程面临新难题，使中日利用地区经济整合实现经济繁荣的条件恶化，平添了中日通过战略和解、实现亚洲共同繁荣的难度。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开始用贸易货币手段遏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布什的智囊阿米蒂奇则开始组织人马酝酿“阿米蒂奇第二报告”——美国版中国威胁论。对此日本深感不安，担心中国经济停滞将通过贸易和投资，连带日本经济下滑。鉴于中日经济关系的紧密，遏制中国经济等于间接遏制日本经济。
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中日两国开始探索新的合作机缘。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３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万隆会议上与日本首相小泉会面，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建议，为今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战略思想。与此同时，中日事务级别的战略对话已经展开，为中日协调政策、共荣共存奠定了制度基础。
此次吴仪副总理访日将与小泉会面，展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同时，还将参加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研讨会，为中日两国政治家重新携手，共同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拉开序幕。而日本经济新闻社则在５月２３日专设“中国经济、中日关系与东亚”特别专场，请吴仪副总理再次发表演讲。“亚洲的未来”研讨会自１９９５年创办以来，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今年是第１１届会议。东亚各国的政治首脑，企业家领袖都曾参加会议，对亚洲地区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会议将“亚洲秩序的胎动”作为主题，推动了东亚合作的深化。
此前，５月１８日上午，吴仪在日本老工业基地名古屋发表了专题演讲，明确主张中国“要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和理念”，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给迷雾重重的中日关系带来一缕阳光。
５月１９日是日本爱知博览会“中国馆”开幕日，也被定为“中国日”。为此，在“中国日”的前一天，中日两国政府选择名古屋这座古老而又新潮的工业城市，共同主办了“２１世纪城市发展论坛”。吴仪副总理发表了专题演讲，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要走节省能源、资源型道路，强调城市与农村的和谐。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城市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中日城市交流与合作必将为中日关系展现更广阔的空间。
日本媒体把吴仪的演讲看做“中国日”的“序曲”，广为报道。而吴仪提倡的“借鉴日本经验和理念”，给日本国民带来一种希望，深受欢迎。喜欢谐音的日本人，将中国副总理的名字“吴仪”与“合议”联系起来。“吴仪”的日语发音，与日语中的“合议”完全吻合。“合议”在日语中被解释为“协议、协商”的意思，他们希望这是中日两国重新对话的开始。
“中国经济、中日关系与东亚”必将成为新时期东亚合作的新主题。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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