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发行虚报 明晰广告价值 我们需要这样的机构
从1998年末成都商报刊布广告号称“发行量及各项指标名列成都第一、四川第一、西南第一”，到2000年初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大洋网发布令业界哗然的所谓“大陆报纸发行量排行榜”；从去年沸沸扬扬的“南方都市报案”凸显南都发行量巨幅虚报状况，再到和南都一样“贵列”全球日报发行量百强的美国长岛《新闻日报》和《达拉斯晨报》（据世界报业协会2003年公布的名单）于去年相继爆发发行量虚报丑闻——虚报发行充斥着这个时代。
行业潜规则
然而，
同是虚报，中国人玩弄数字的本领和胆量比老美可要强上许多。据悉，达拉斯晨报虚报2003年销售量，周日报纸虚报了5%，其他日期的报纸虚报了1.5%；而长岛新闻日报的母公司美国论坛报业集团事后则专门拨出3500万美元赔偿因受发行虚报影响而利益受损的广告主，尽管其虚报幅度也只在15%左右。而同国内相比，美国人的这种虚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正如早前国内某知名晚报总编辑所说“人家吹牛（指虚报发行数）能吹出个天文数字来”，经常一本发行几千份的杂志对外号称有几万的发行量，而发行几万份的报纸更是扬言发行几十万。作为行业潜规则，虚报发行量在业界已属司空见惯的“公开秘密”，而发行的真实数字却成为真正的秘密静静驻足于各报刊社老总和发行主管的心里。
广告利益的驱动
众所周知，报刊在把内容卖给读者的同时，也把自身拥有的读者卖给了广告商。如果发行量越大，就说明读者群越大，广告受众面越广，到达率越高，相应的广告效果也就越好。加之发行量越大，广告人均成本越低，站在千人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广告商总是倾向在发行量大的报刊上投放广告。既然发行量同能给报刊社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广告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虚报发行量以博取广告商的好感进而吸引其投放广告便成了许多报刊社的“共识”和常用的手段。即便一些守本分的报刊，为了不被广告商冷落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境地，也不得不同其对手一样“随波逐流”起来。
畸形行为损各方
这种行为首先极大地损害了广告主的利益。他们向报刊社支付费用刊登广告目的是要购买这一报刊读者的阅读量，结果往往受了报刊社所虚报的发行量的误导，花了大量的钱却获得了很少的读者阅读量，达不到广告预期的效果。等于是广告主无形中“捐赠”给报刊社一笔冤枉钱。
其次也损害了不少广告公司的利益，造成广告主对其不信任。某广告公司客户经理这样向笔者表达他的心声：“经常会发生广告主来向我们质问的事，说我们往某个媒体上投的广告没效果，由此怀疑我们策划推广的能力和投放广告的态度。其实在本职工作上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只是面对众说纷纭的媒体宣传数据，我们也无所适从。尽管小心翼翼，可也总难免上当，毕竟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资金，也没有能力来考证媒体的实际发行数量。由此，我也非常期盼能有这么一个比较权威的调查机构，在报刊媒体的发行量上给我们一个客观公正的参考，指导我们理智地选择广告投放媒体和制定广告投放策略。”
而具有真实发行数字的报刊尤其是一些质量好发行大的报刊显然也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诚信受到了漠视和挑衅，他们的汗水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他们的优势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反而被一些搅乱市场、混淆视听的虚假数字给掩盖了。而其广告利益也很可能因同行对手的发行量虚报而被野蛮地掠夺。这是一种明显违背市场规律和规则的不正当竞争。
从根本上说，虚报发行量损害了新闻媒介行业的整体形象，污染了行业风气，不利于我国传媒事业规范健康地发展和进步，更阻碍迎来传媒市场真正繁荣的春天。
发行量调查机构
在长期的呼声中和各方的推动下，日前欣闻中国自己的出版物认证机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于4月25日在京正式挂牌成立，可谓人心所向、应运而生。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行业环境和社会诚信度来看，建设好中国的报刊认证制度并非易事。即便权威成熟如ABC也在去年的美数报发行丑闻中暴露出制度上的纰漏和监管上的不足。国新要想切实有效地制止发行量上的造假直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我国民间活跃着这么一个媒体调研机构，它长期持续地自发从零售市场的角度对报刊的发行量进行监测和统计，并建立了连续5年的大型数据库。它就是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所谓“得零售者得天下”，此一表现在零售发行量在市场化的报刊媒体的总发行量中通常占据绝对核心的比重；二表现在零售发行量最能说明读者对报刊的认同和欢迎程度，其购买行为带有明确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因而零售读者也是广告商最合意的广告传达对象，零售发行量也就成为广告商最为看重的参考指标。世纪华文深谙其道，早在2001年推出的SIS（Study of Issue & Sale 报刊零售监测研究）项目填补了国内在平面媒体零售发行量监测和认定方面的空白，以在严格质量控制下采集获得的大量真实、生鲜的数据为基础，有效识别和推断出各报刊的实际发行量，并进一步判定和评价其广告价值的大小。
广告价值的衡量
诚然，衡量一份媒体的广告价值，还有读者结构、读者质量、传播效果、竞争态势等指标，国内也有一些媒体调研咨询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市场调查和研究，如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如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等。但是，竞争力是由发行量、读者质量等来体现的，而读者质量、读者结构、传播效果等又属于相对指标，在数据收集、读者定性、执行程度上难免存在较大范围的偏差，没有作为绝对指标的发行量来得那么实在。因此，在广告商看来，还是发行量最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当然，如果一份媒体无论是在发行量、市场份额上，还是在读者结构、传播效果上都具有傲人资本的话，那么就能最大程度地证明和昭示其蕴含的广告价值。正如《北京晚报》广告部的负责人对笔者所说：“一直以来我们都从读者情况、市场份额和发行量三大方面来向广告商展现北晚优异的广告价值。每一方面我们都采用有专长研究优势的调研咨询机构的数据来加以论证。读者情况方面我们主用央视的，市场份额方面我们主用新生代的，而在发行量方面我们认的则是世纪华文。我们认为这样的结合是全面而完美的。”
恃势而发
既然有这么好的资源，就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在创造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基于长期深入报刊零售市场监测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从2003年开始正式推出一年两期的《中国报刊媒体广告价值分析报告》，上下半年各一本，直接面向全国几千家大型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包括4A广告公司）发行。报告通过各类报刊在零售市场上的平均销量、实销率、覆盖率、市场份额、平均市场潜力等各项指标来分析其发行状况、竞争态势和测算其发行量，并结合一定规模的读者调查来解析各报刊的广告价值。监测城市从开始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扩展到现在的涵括以上六大城市和重庆、南京、沈阳、武汉、东莞、佛山（包括顺德、南海），其重量和含金量可谓不断上扬。
此外世纪华文还举办一年一届的“中国报刊媒体广告价值报告会”，从2002年开始，已在京连续成功举办三届。每届除向与会的几百家知名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几十家报刊媒体作分析报告，并就广告价值突出的报刊媒体向广告商做出推荐外，还邀请著名业界人士和传媒专家到会作报告演说。可谓是传媒界和广告界的一次盛会，为其搭建了一个可供相互了解、交流进而合作的平台。
我们需要这样的机构
笔者有幸参加了世纪华文和中国出版杂志社、《现代广告》、《市场观察—广告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广告价值报告会，在目睹了喻国明、陈煌等传媒大腕风采的同时，也和一些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由此也了解到，大多数广告商和拥有可观且真实发行量的媒体对虚报发行量的现象都是深恶痛绝，并对世纪华文从事的发行量监测工作表示赞同和欢迎。
北京一家4A广告公司的代表说：“客户做广告总是想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最大限度地为受众所认知和接受。作为一家4A广告公司，我们必须时刻站在客户利益的角度，努力使我们代理的广告为其获得最佳的收效。因此在选择广告投放媒体时，我们总是慎之又慎。世纪华文公司的《报刊媒体广告价值报告》正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有益的参考。因为它主要站在零售发行量这一关键性的角度清晰地展现出各类报刊媒体广告价值的大小和优劣，有效弱化了某些媒体虚报发行这一丑恶行为给我们造成的干扰。我们一直在用着他们提供的数据以指导广告投放。”
《京华时报》与会代表坦言：“京华在北京都市早报类报纸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这点我们清楚，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很清楚，相信不少广告商也知道。之所以长期同世纪华文合作，在他们的报告中刊载我们的各项数据，是想借助他们第三方的力量对京华所富含的广告价值向广告商做进一步的论证和明示。锦上添花岂不是更好！而且据我们所知，世纪华文的监测项目已连续运行多年，调研方法成熟，数据连贯系统，与零散的单项媒体调查相比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更强的说服力。这反映在京华说明我们的发行量确实是过硬的，而非某些媒体为了在自己的广告刊例上有个冠冕堂皇、‘有理有据’的发行量数字而请某媒体调研机构进行短期单项调查走场作秀所能比的。这几年京华的广告收入一直持续上升，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可量化的工具，但不能说这其中没有世纪华文报告中对我们的广告价值进行客观、公正地宣传和推广的功劳。”
来自浙江杭州某杂志的主编则表示：“我是慕名专门来参加这次盛会的，确实见识到和学到不少东西，收益良多。在目前国内这种发行虚报盛行的竞争环境中，像世纪华文这样的媒体调研机构和它所从事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从短时间看，虚报发行量确能创造一时的广告效益，但实则根本不利于报刊的长远发展。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发行量都不能真诚的媒体，如何让读者相信你的文字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一旦失去读者的信任，报刊还能靠什么生存？另一方面，如果盲目追求发行量，很容易导致一种浮躁心态而忽视报刊采编质量，内在的东西失去了光华和韶涵，总有一天会失去读者，失去市场。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督促鞭策自己，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公平合理竞争，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体现报刊质量和广告价值，我们需要世纪华文这样的媒体调研机构。”
各方配合 共创未来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每个行业也都需要行规。但报刊业界的行规绝对不应该被作假蒙人、海夸虚报之不良习气所填占，而应是公平的、开放的、正规的、量化的、系统的且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各方利益的。
为了消除发行虚报存在的土壤，还报刊业一个纯净、良性的发展空间，各方力量应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是国家指定的、以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其主管机关的对出版物发行数据进行调查、稽核和发行的机构，这是它的一个先天优势。因为身上附带的这种较浓的行政色彩有利于其从各个民间机构较难进行的环节去监督检查，比如说邮局提供的发行量数据、印刷厂的财务报表、税务局的报表。但由于现在好多报刊都是自办发行，报刊的印量也永远不等于其发行量，而税务局的数据往往是报刊社为了少交税款而尽量少报的结果，因而这些数据虽然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难以准确、全面地说明报刊的真实发行量。加之国新的行政色彩难免造成其在市场零售监测上存在较大的弱势，这就需要像世纪华文这样的专业零售发行量监测机构积极跟进，双管齐下，双轨并行，将两者掌握的数据相互结合和对照，以在最大程度上揭现出发行量的真面目。
另外法律部门、税务部门也应当积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事实上，我国《广告法》和《统计法》均规定报刊提供的发行量数据应当准确、真实，但执行乏力，违反了也没有明确惩罚措施，法律条文“有名无实”；税务部门也是任由报刊对外宣称的和报给自己的数据大相径庭而不去细究。相信如果能有效发挥出法律和税务这两大利器的功用的话，虚报发行的现象也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观。
人类智慧的积淀告诉我们，处于发展阶段的事物，其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怀着一颗期待、希冀和虔诚的心为发展中的中国报刊界祝福，祝福它可以一路走好，走向没有杂质遮挡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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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潜规则
然而，
同是虚报，中国人玩弄数字的本领和胆量比老美可要强上许多。据悉，达拉斯晨报虚报2003年销售量，周日报纸虚报了5%，其他日期的报纸虚报了1.5%；而长岛新闻日报的母公司美国论坛报业集团事后则专门拨出3500万美元赔偿因受发行虚报影响而利益受损的广告主，尽管其虚报幅度也只在15%左右。而同国内相比，美国人的这种虚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正如早前国内某知名晚报总编辑所说“人家吹牛（指虚报发行数）能吹出个天文数字来”，经常一本发行几千份的杂志对外号称有几万的发行量，而发行几万份的报纸更是扬言发行几十万。作为行业潜规则，虚报发行量在业界已属司空见惯的“公开秘密”，而发行的真实数字却成为真正的秘密静静驻足于各报刊社老总和发行主管的心里。
广告利益的驱动
众所周知，报刊在把内容卖给读者的同时，也把自身拥有的读者卖给了广告商。如果发行量越大，就说明读者群越大，广告受众面越广，到达率越高，相应的广告效果也就越好。加之发行量越大，广告人均成本越低，站在千人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广告商总是倾向在发行量大的报刊上投放广告。既然发行量同能给报刊社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广告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虚报发行量以博取广告商的好感进而吸引其投放广告便成了许多报刊社的“共识”和常用的手段。即便一些守本分的报刊，为了不被广告商冷落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境地，也不得不同其对手一样“随波逐流”起来。
畸形行为损各方
这种行为首先极大地损害了广告主的利益。他们向报刊社支付费用刊登广告目的是要购买这一报刊读者的阅读量，结果往往受了报刊社所虚报的发行量的误导，花了大量的钱却获得了很少的读者阅读量，达不到广告预期的效果。等于是广告主无形中“捐赠”给报刊社一笔冤枉钱。
其次也损害了不少广告公司的利益，造成广告主对其不信任。某广告公司客户经理这样向笔者表达他的心声：“经常会发生广告主来向我们质问的事，说我们往某个媒体上投的广告没效果，由此怀疑我们策划推广的能力和投放广告的态度。其实在本职工作上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只是面对众说纷纭的媒体宣传数据，我们也无所适从。尽管小心翼翼，可也总难免上当，毕竟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资金，也没有能力来考证媒体的实际发行数量。由此，我也非常期盼能有这么一个比较权威的调查机构，在报刊媒体的发行量上给我们一个客观公正的参考，指导我们理智地选择广告投放媒体和制定广告投放策略。”
而具有真实发行数字的报刊尤其是一些质量好发行大的报刊显然也是这种行为的受害者。因为他们的诚信受到了漠视和挑衅，他们的汗水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他们的优势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反而被一些搅乱市场、混淆视听的虚假数字给掩盖了。而其广告利益也很可能因同行对手的发行量虚报而被野蛮地掠夺。这是一种明显违背市场规律和规则的不正当竞争。
从根本上说，虚报发行量损害了新闻媒介行业的整体形象，污染了行业风气，不利于我国传媒事业规范健康地发展和进步，更阻碍迎来传媒市场真正繁荣的春天。
发行量调查机构
在长期的呼声中和各方的推动下，日前欣闻中国自己的出版物认证机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于4月25日在京正式挂牌成立，可谓人心所向、应运而生。然而，就中国目前的行业环境和社会诚信度来看，建设好中国的报刊认证制度并非易事。即便权威成熟如ABC也在去年的美数报发行丑闻中暴露出制度上的纰漏和监管上的不足。国新要想切实有效地制止发行量上的造假直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我国民间活跃着这么一个媒体调研机构，它长期持续地自发从零售市场的角度对报刊的发行量进行监测和统计，并建立了连续5年的大型数据库。它就是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所谓“得零售者得天下”，此一表现在零售发行量在市场化的报刊媒体的总发行量中通常占据绝对核心的比重；二表现在零售发行量最能说明读者对报刊的认同和欢迎程度，其购买行为带有明确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因而零售读者也是广告商最合意的广告传达对象，零售发行量也就成为广告商最为看重的参考指标。世纪华文深谙其道，早在2001年推出的SIS（Study of Issue & Sale 报刊零售监测研究）项目填补了国内在平面媒体零售发行量监测和认定方面的空白，以在严格质量控制下采集获得的大量真实、生鲜的数据为基础，有效识别和推断出各报刊的实际发行量，并进一步判定和评价其广告价值的大小。
广告价值的衡量
诚然，衡量一份媒体的广告价值，还有读者结构、读者质量、传播效果、竞争态势等指标，国内也有一些媒体调研咨询机构在从事这方面的市场调查和研究，如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如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等。但是，竞争力是由发行量、读者质量等来体现的，而读者质量、读者结构、传播效果等又属于相对指标，在数据收集、读者定性、执行程度上难免存在较大范围的偏差，没有作为绝对指标的发行量来得那么实在。因此，在广告商看来，还是发行量最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当然，如果一份媒体无论是在发行量、市场份额上，还是在读者结构、传播效果上都具有傲人资本的话，那么就能最大程度地证明和昭示其蕴含的广告价值。正如《北京晚报》广告部的负责人对笔者所说：“一直以来我们都从读者情况、市场份额和发行量三大方面来向广告商展现北晚优异的广告价值。每一方面我们都采用有专长研究优势的调研咨询机构的数据来加以论证。读者情况方面我们主用央视的，市场份额方面我们主用新生代的，而在发行量方面我们认的则是世纪华文。我们认为这样的结合是全面而完美的。”
恃势而发
既然有这么好的资源，就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在创造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基于长期深入报刊零售市场监测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从2003年开始正式推出一年两期的《中国报刊媒体广告价值分析报告》，上下半年各一本，直接面向全国几千家大型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包括4A广告公司）发行。报告通过各类报刊在零售市场上的平均销量、实销率、覆盖率、市场份额、平均市场潜力等各项指标来分析其发行状况、竞争态势和测算其发行量，并结合一定规模的读者调查来解析各报刊的广告价值。监测城市从开始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扩展到现在的涵括以上六大城市和重庆、南京、沈阳、武汉、东莞、佛山（包括顺德、南海），其重量和含金量可谓不断上扬。
此外世纪华文还举办一年一届的“中国报刊媒体广告价值报告会”，从2002年开始，已在京连续成功举办三届。每届除向与会的几百家知名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几十家报刊媒体作分析报告，并就广告价值突出的报刊媒体向广告商做出推荐外，还邀请著名业界人士和传媒专家到会作报告演说。可谓是传媒界和广告界的一次盛会，为其搭建了一个可供相互了解、交流进而合作的平台。
我们需要这样的机构
笔者有幸参加了世纪华文和中国出版杂志社、《现代广告》、《市场观察—广告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广告价值报告会，在目睹了喻国明、陈煌等传媒大腕风采的同时，也和一些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由此也了解到，大多数广告商和拥有可观且真实发行量的媒体对虚报发行量的现象都是深恶痛绝，并对世纪华文从事的发行量监测工作表示赞同和欢迎。
北京一家4A广告公司的代表说：“客户做广告总是想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最大限度地为受众所认知和接受。作为一家4A广告公司，我们必须时刻站在客户利益的角度，努力使我们代理的广告为其获得最佳的收效。因此在选择广告投放媒体时，我们总是慎之又慎。世纪华文公司的《报刊媒体广告价值报告》正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有益的参考。因为它主要站在零售发行量这一关键性的角度清晰地展现出各类报刊媒体广告价值的大小和优劣，有效弱化了某些媒体虚报发行这一丑恶行为给我们造成的干扰。我们一直在用着他们提供的数据以指导广告投放。”
《京华时报》与会代表坦言：“京华在北京都市早报类报纸中的地位无人能及。这点我们清楚，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很清楚，相信不少广告商也知道。之所以长期同世纪华文合作，在他们的报告中刊载我们的各项数据，是想借助他们第三方的力量对京华所富含的广告价值向广告商做进一步的论证和明示。锦上添花岂不是更好！而且据我们所知，世纪华文的监测项目已连续运行多年，调研方法成熟，数据连贯系统，与零散的单项媒体调查相比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更强的说服力。这反映在京华说明我们的发行量确实是过硬的，而非某些媒体为了在自己的广告刊例上有个冠冕堂皇、‘有理有据’的发行量数字而请某媒体调研机构进行短期单项调查走场作秀所能比的。这几年京华的广告收入一直持续上升，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可量化的工具，但不能说这其中没有世纪华文报告中对我们的广告价值进行客观、公正地宣传和推广的功劳。”
来自浙江杭州某杂志的主编则表示：“我是慕名专门来参加这次盛会的，确实见识到和学到不少东西，收益良多。在目前国内这种发行虚报盛行的竞争环境中，像世纪华文这样的媒体调研机构和它所从事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从短时间看，虚报发行量确能创造一时的广告效益，但实则根本不利于报刊的长远发展。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发行量都不能真诚的媒体，如何让读者相信你的文字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一旦失去读者的信任，报刊还能靠什么生存？另一方面，如果盲目追求发行量，很容易导致一种浮躁心态而忽视报刊采编质量，内在的东西失去了光华和韶涵，总有一天会失去读者，失去市场。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督促鞭策自己，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公平合理竞争，我们需要真实的发行量来体现报刊质量和广告价值，我们需要世纪华文这样的媒体调研机构。”
各方配合 共创未来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每个行业也都需要行规。但报刊业界的行规绝对不应该被作假蒙人、海夸虚报之不良习气所填占，而应是公平的、开放的、正规的、量化的、系统的且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各方利益的。
为了消除发行虚报存在的土壤，还报刊业一个纯净、良性的发展空间，各方力量应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是国家指定的、以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其主管机关的对出版物发行数据进行调查、稽核和发行的机构，这是它的一个先天优势。因为身上附带的这种较浓的行政色彩有利于其从各个民间机构较难进行的环节去监督检查，比如说邮局提供的发行量数据、印刷厂的财务报表、税务局的报表。但由于现在好多报刊都是自办发行，报刊的印量也永远不等于其发行量，而税务局的数据往往是报刊社为了少交税款而尽量少报的结果，因而这些数据虽然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但难以准确、全面地说明报刊的真实发行量。加之国新的行政色彩难免造成其在市场零售监测上存在较大的弱势，这就需要像世纪华文这样的专业零售发行量监测机构积极跟进，双管齐下，双轨并行，将两者掌握的数据相互结合和对照，以在最大程度上揭现出发行量的真面目。
另外法律部门、税务部门也应当积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事实上，我国《广告法》和《统计法》均规定报刊提供的发行量数据应当准确、真实，但执行乏力，违反了也没有明确惩罚措施，法律条文“有名无实”；税务部门也是任由报刊对外宣称的和报给自己的数据大相径庭而不去细究。相信如果能有效发挥出法律和税务这两大利器的功用的话，虚报发行的现象也将会有很大程度的改观。
人类智慧的积淀告诉我们，处于发展阶段的事物，其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怀着一颗期待、希冀和虔诚的心为发展中的中国报刊界祝福，祝福它可以一路走好，走向没有杂质遮挡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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